“乌坎民主自治陷困境”究竟是谁之过

近期有新闻报道：曾经由于土地维权事件而成为“中国民主第一村”的广东省汕尾市乌坎村，“民主自治之路走的异常的艰辛”。（视频新闻；文字新闻）村委会未能完全兑现讨回土地的承诺，遭到乌坎村民集体质疑。

核心问题：土地

2011年的乌坎事件爆发，就是因为之前的村委会大搞“一言堂”，在未告知村民的情况下，盗卖集体土地，而激起民愤。最终广东省和汕尾市迫于各方的压力同意乌坎村“一人一票”选举出新的村委，并对涉嫌严重违纪的汕尾市政法委书记陈增新展开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乌坎村村民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被盗卖的土地能否收回，或者会否得到等价的补偿。林祖恋在维权过程中表现积极，且年近古稀，可说在当地确实有一些威信，当选为新一任村委主任也在情理之中。

此次乌坎村民对自己选出的新村委提出质疑，原因也在土地问题。有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说：

“当然不满意了，全乌坎都不满意。”

“村民起来推翻以前的贪官，村干部，全部推翻掉，讨土地回来，他（新村委会）一直都没有，什么也没有讨，也没有向乌坎人民交代。”

这就是说，新任的乌坎村委未能讨回之前被盗卖的集体土地，乌坎村民提出质疑的第一个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2011年的乌坎事件，至今日的质疑新村委，其核心都在于村民奋起维护自身的实际利益，而“民主”只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

乌坎俨然成为一座孤岛

新闻中还提到：

由于乌坎事件的发生，到现在很多投资商不敢再到乌坎来投资置业，以至于很多别墅的墙角都已经生出了杂草，之前回收回来的几千亩土地到底是转让还是租赁，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想法，村委会就没有办法在土地上获得任何的收入，而村民更是没有在土地上拿到一分钱的回报。

虽然顾毅不在乌坎，也可以从上面的描述中感受到那里现在是何其凄凉。投资商都是趋利避害的，由于乌坎存在“不稳定因素”敬而远之也不难理解。问题是，当墙角已长出杂草时，仍未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没有可行的途径来想办法。问题是，当遇到无法解决的情况时，也未能对村民作合理的解释。由此可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新一届村委并没有做足功课，而渐渐地，乌坎村“没有办法在土地上获得任何的收入”，沦为一座经济上的孤岛。

然而，土地问题未能解决仅仅是乌坎村委的责任么？我看不然。这个名义上的“中国民主第一村”，其“民主”并非出于村民们的主观意愿，更不是上层领导（汕尾市、广东省）的主观意愿。可以说，“乌坎式民主”是由一个特殊事件、通过非常途径意外产生的。这就决定了乌坎村的直接上级领导或多或少的对这个“非己出”的“第一村”“另眼相看”，“另眼”的结果可能好可能坏，则完全取决于若干人的意思。“被上届村委会违法盗卖的有一万两千亩左右，其中已经办理国土证的有七千亩，无法讨回，剩下的五千亩土地按照村委会的说法，去年收回了三千多亩，还有一千多亩……”由此看来，“另眼”的结果似乎不容乐观。由淳朴的村民组成的村委，哪能和“有关部门”的“合法合规”相抗衡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乌坎村在行政上也沦为一座孤岛。

民主大陆不可行？

东方卫视的这条新闻，以“后悔”为题，似乎有意误导读者，使读者产生“乌坎式民主”业已失败的感觉。诚然，在思想相对封闭的中国大陆，不少官员会对“民主”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提防，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正是在这种不正常的氛围下，许多正常的小冲突被无限放大，造成一种“民主与大陆不相宜”的假象。不管“乌坎式民主”是否出于乌坎村民和上层领导的主观愿意，“乌坎式民主”已确实在大陆存在。村民质疑村委会不能履行讨回土地的承诺，甚至可能要求重新选举村委，不但不能说明“乌坎式民主”的失败，这恰恰是乌坎村民民主素养得到提升的体现。

一个乌坎，不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乌坎式民主”也不可能短期内普及全国。乌坎即使顶着“民主第一村”的称号，也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万个村级行政单位之一。更何况，“民主”犹如一颗种子偶然落入乌坎这贫瘠的土地，实在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乌坎村淳朴的村民们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具备有完美的民主素质和较好的思想高度，面对“民主”，他们确实有些手足无措。顾毅在想，是否能给乌坎村更多的时间，不要急着否定。“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到今天都30多年了，也难免出现一些反复曲折，如果刚开始时就全盘否定，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况且，即使最后“乌坎式民主”真的失败了，也不能证明民主在大陆不可行。“乌坎民主失败，则大陆民主不可行”的命题犹如说，一个病人服了一次药，未见显效，则判定此药为假药。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九日 顾毅写于福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