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自卫战争的经验之三：从“珍宝岛”事件看国际格局变化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乌苏里江中游主航道中国一侧，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是个江心小岛。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中苏冲突的焦点，苏联边防军一再武装登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殴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甚至开枪挑衅。

1969年初，中方决定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面对上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的苏军的武力干涉，已在珍宝岛上隐蔽待命的中国精干小分队，奉命投入战斗。战斗进行了三十多分钟，双方各伤亡数十人，残余苏军退出了珍宝岛。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说：这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确实是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我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由“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引发了一场严重争吵。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两国间的分歧，其实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不同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

此后，炮击金门风波、原子弹问题、人民公社问题、中印冲突、苏联撤回专家、中苏公开论战、划界谈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中苏双方虽几度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新的争端层出不穷，直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后，尤其是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并提出“有限主权论”，中国认为这是对一个国家主权极其严重的挑战，今天是捷克，明天就有可能是中国。

1966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两党关系随之中断，“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的定性同时下发全党；与此相呼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派二十万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配备了可以进行核攻击的数百架轰炸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竟达4189起之多，最终导致了珍宝岛事件的发生。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高潮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一系列武装军事对抗之一。几乎导致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之间的战争。

1969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礼后路过北京，与周恩来等会晤。之后局势得到缓解。主要原因在于苏联认定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并且双方都愿意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

根据此次会谈时所达成的谅解，1969年10月20日，中苏两国外交部副部长级的边界谈判正式举行，谈判未取得任何进展。苏联向中苏边界增兵。中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全国性战备运动。

2005年4月27日，中国人大批准《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5年5月2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批准该协议。根据该协议，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

回观历史，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

一从地缘政治经济的角度分析，苏联和中国都是大国，又有大面积的接壤，不可避免会在边境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争端。而大国沙文主义在苏联却始终站得住脚，因而苏联不断对中国有不合理的领土诉求。

二从民族这个角度上分析，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占有一定的地位，社会主义者未必都是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所担心的就是毛泽东会不会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三是中国与东欧的区别。苏联在东欧国家驻有部队，而中国没有，同南斯拉夫一样。因此，斯大林不得不担心毛泽东会不会是铁托式的人物。

四是中共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我们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力更生。所以，中国没有加入“经互会”，中国没有走国际分工的道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于苏联是“不太听话的小弟弟”。

今天看来，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以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此后，中国一贯的反美立场迅速发生了改变，而美国对此也作出积极回应，中美迅速开始接近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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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元月六日 顾毅写于厦门